一、逆全球化的本质
本文中，作者对“全球化”这个概念的讨论范围分为三个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并从三个层面（民众、国家/政策、国际）出发。
作者开篇探讨了一个问题：逆全球化是一场民粹行动吗？在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逆全球化始于越来越多没有从全球化获利的人开始发声、抵抗。但实际上，民意调查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如下图所示，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从十五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进行了跨二十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在某些维度中甚至变得更加积极。由此可见，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源并不是民意的转变。
逆全球化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政治行为。从1990年代开始，不少民间组织开始采取行动。例如，2001年日内瓦G20峰会外的暴力示威活动，以及抗议签订国际贸易协议的线上集会。实质影响最大的逆全球化民粹行动是投票行为的改变。如下图所示，越来越多的右派政党拥有了更多议席，这就意味着众多自由派、国际主义的政策被否决。这个趋势在2010年代达到巅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则是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逆全球化投票行为。虽然民粹党派通常是逆全球化研究里的一大重点讨论对象，在本文中，作者却特意没有提到民粹党派，因为民粹主义针对的议题纷繁复杂，不仅仅是反全球化。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民意并没有对全球化过多地失去信心，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对全球化持反对意见的政党被选上？作者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相关的议题被持续政治化。随着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些议题被公众愈发熟知，公众态度也愈发两极分化。一旦被激化，反全球化的态度可以快速转变成强大的启示和身份认知，全球化的受利者和失利者之间便产生一个新型的近似阶级差距的鸿沟。虽然民意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并无太大的改变，但是那些反全球化的声音却更大程度地被转变成了政治行动，以致反全球化的意见领袖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行动力。
下图研究显示，从1950年代开始，在56个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全球化相关政策被提出，其中既有支持也有反对全球化的倾向。然而从90年代开始，反全球化提议的数量开始增加，而另一面的声音却在减退。这个现象在欧盟国家尤为显著。在2010年代，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政策提案占比趋近相同。这个不仅反映了反对全球化的声势在党派政治中已愈发浩大，同时也说明支持全球化的党派开始弱化自己的立场。针对全球化的立场的差别甚至已导致在现有政治谱系之上产生了一个新的衡量维度。当一些以反全球化为核心议题的政党进入了议会，一直对全球化不满的选民们就被给予了在投票中表达自己立场的实质机会和权力。
政策的实行让逆全球化思潮落到实处。无论在低、中低、中、高收入国家，全三个维度（政治、经济、文化）的逆全球化都在政策层面得到了体现。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政策在1990年代开始放缓增长，而文化方面的则在2010年代开始减慢。
即便如此，政策方向的转变更多体现了一个全球化速度的放缓，而不是一个逆全球化的发展。然而有两个重要趋势说明全球化的未来更加不容乐观：1. 虽然单边退出国际协议已经是常发生的事情，但是近年来有更多国家提出对核心国际协议、组织的质疑并单边宣告退出；2. 往日大力推动全球化的核心国家如今接连展现出反对态度（如，美国、英国）。这些来自核心组织和成员国的溃退都将会对全球化产生更加系统性的负面影响。
二、逆全球化的原因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同意逆全球化的出现是由于过去三十年来世界格局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转变。这些变化包括：全球化加速、去工业化、技术革新、社会不平等、冷战结束、移民数量增加、文化价值观转变以及国际组织对各个国家内部政治的影响力增加。
这些结构性转变之所以有被探讨的价值，是因为研究发现，逆全球化思潮往往在这些结构性转变对其有负面影响的人群中得到更多的支持。例如，在一些被低收入国家的高劳动竞争力所威胁的地区，极右翼政党会得到更多支持。金融全球化也同样具有被探讨的重要性，因为极右翼政党通常会在国际金融危机过后赢取更多信任。
虽然逆全球化思潮与每个地区被全球化发展所影响的程度有着较高的关联程度，其根源到底是否来自于全球化本身，仍是一件需要被讨论与证实的事情。很多其他的社会经济原因也同样程度地推动着逆全球化发展。国际货币基金（IMF）近期有一项研究表明，技术发展比国际贸易冲击对于当地劳动市场有着更大程度和深远的影响。
经济上的重大转变激化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差距。它们的作用同时被金融全球化导致的税收下降所放大，不仅导致了更多不平等现象，还限制了地方政府为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人群提供补助的能力。
除了对以上一组逆全球化原因探讨以外，还有一组讨论是围绕着推动逆全球化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全球化中失利的人群是推动逆全球化的主力军，因为他们承受着物质与生存压力。低技能劳工通常更容易被全球化相关的劳动市场变动所威胁，所以他们同时也展现出更为怀疑与抗拒的态度。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非物质因素（例如，文化及身份危机、意识形态、对国家主权的捍卫）对逆全球化的影响更为重大。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更多来自于有着右翼极权、国家主义、孤立主义价值观的人群。反对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观点则大多出于对国家主权的保护意识，以及对主流文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抗。尽管两方各执一词，作者认为物质与非物质的因素有着互相作用，并共同影响了逆全球化发展。
三、逆全球化的后果
逆全球化的后果是由民众、国家政府以及国际政策制定者对其作出的回应所决定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后果，作者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便思考各个层面的回应。本框架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作出回应的层面（民众、国家、国际）以及回应的类别（推进或反抗逆全球化发展）。
在推进逆全球化发展的回应当中，民众层面通常表现在对于极右政党的选举上。当如特朗普的候选人当选，持反全球化立场的选民会变得更加有信心去公开表达他们观点。更甚的是，极右派政党的成功当选会使得原本的主流党派开始调整他们政策的方向，开始偏向一个更为反移民、保护主义的立场。国家层面的回应则更多体现在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反移民政策的实行。这些政策的落地通常会有着跨国界的影响力，因为国家之间常会实施报复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国际层面的回应也会被上一层面（国家）所影响。当国家领导者考虑到国内民意的风向，他们通常在国际决策里显得更为审慎，导致国际合作变得困难。国际组织自身同时也会策略性调整其论调和决策，以避免与各国民意有更多冲突。
在反抗逆全球化发展的回应当中，部分民间组织近年来开始主动支持国际组织以表对仇外情绪和激进价值观的抵制。在国家层面，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补助被全球化及其带来的经济转变所影响的人群。有些国家政府提议增加社会福利、增强企业监管、实行因地制宜的地方政策等。此类行动可以减轻不平等现象，并鼓励民众对开放国际经济的信心。在国际层面，出现了数个国际组织成员国联合起来，以谈判或提供额外帮助的形式劝阻某个别国家单边退出国际协议的现象。
编译｜徐汶汐审核｜华唐门生终审｜李致宪©Political理论志